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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一些家长走不出的“囚徒困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楠是一名小学生的母亲。她的孩子上学后不久，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目前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按理说，相比高中和大学，小学和初中不用交学费，家庭教育支出应该是最少的。但随着孩子成绩的提高，她和身边很多家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
如果说家庭为了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比较优势，有强烈的动力投资校外教育，那么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的出台，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投入。2014年，我国普通中小学教育经费和公用经费增幅高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
劳动经济学家开始算另一笔账；为了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这是否意味着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可以减少？
带着疑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下，贾楠和她的博士生刘国顺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认真分析了中国教育跟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调查数据库提供的4万多份问卷；他们从一、三年级开始，在全国28个县(区)112所学校的438个班级中随机抽取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19487名学生，19007名家长，1412名教师，112名校领导。贾楠和刘国顺得出的结论是，在生均公用经费最高或最低的地区，校外班的参与率和支出更高。但是，在学生人均公共支出接近平均水平的地区，家庭课外班和补习班的参与率以及教育支出都在下降。
课后辅导服务成了必需品。
贾和刘国顺的研究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购买课外书、学习资料、学习用品等。另一种是参加课外兴趣班和补习班(以下统称“课外班”)。其中课外兴趣班的拥有者主要是指艺体类的培训，如乐器、舞蹈、声乐、美术、球类、象棋等。而课外补习班主要是指与校内主科一致的课，包括阅读、作文、奥数、普通数学、英语(精品课程)、物理、化学等。“这两类教育支出中，校外班更正规，也是校内教育的‘影子教育’。”贾楠说。
“影子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最大支出，其“面积”明显在扩大。北京大学一位学者分析了2012年全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2012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参与率为24.6%，其中城镇为55.5%，部分发达省份为73.8%。
贾和刘国顺的研究表明，这一比例在逐渐增加。在他们调查的2013-2014学年，有29.74%的初中生参加了校外班。其中，13.11%的初中生参加课外辅导班(以数学、语文、英语为主)，3.35%的初中生只参加兴趣班，10.01%的初中生同时参加课外辅导班和课外兴趣班。
在他们的调查中，校外教育的平均支出为1226.11元，其中最低支出为每年零元，最高支出为每年9万元。"校外辅导服务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贾楠说。
事实上，在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校外补习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维持师资力量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支出就越高。他们的研究发现，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固化了地方教育经费的既定结构，削弱了地方对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决策权。这使得学校经费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脱离了当前当地的经济水平，经费是否充足不会因当地的经济水平而有显著差异。同时，在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财政相同的情况下，学生人数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但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情况下，该地区的学生规模与经济水平并无直接关系。
贾楠和刘国顺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在校外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随着生均公用经费的增加呈“U型”分布，即先减少后增加；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对家庭课外班和课外辅导班支出的影响是先“替代”后“互补”。
贾楠解释说，国家给的钱越少，随着钱数的增加，他就会减少自己的教育支出，这是一种替代关系；国家给的钱多，就要交的多。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根据贾和刘国顺的研究，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辅导行为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而是一种U型关系，由替代转为互补。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生均公共支出平均水平以下，随着生均公共支出的增加，家庭倾向于降低校外课堂参与率和教育支出；高于平均水平，会刺激家庭提高课外班、补习班参与率，增加课外教育支出。
换句话说，当生均公用经费从低端到高端接近平均水平时，家庭的课外班、补习班的参与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当生均公共投资水平覆盖范围较广时，更多的家庭会减少对教育的私人投资，表现为学费率和学费支出的下降。贾楠认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出随着公共投入的增加而增减。比如在中国，课外辅导主要是针对城市家庭，而对于城市农民工子女和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的农村留守儿童来说，课外辅导可以提高他们的成绩。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来说，课外辅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育质量相对于公办学校的不公平和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每个学生的公共资金非常少的情况下，家庭教育的支出却增加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描述的现实。”贾楠说，特别贫困或富裕的家庭，在校外学习上的花费相对更多；这是一个相对的量，和各自的收入有关。贾楠解释说，原因是富裕家庭希望孩子享受精英教育，而贫困家庭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家庭在阶层流动方面并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教育支出的变化幅度并没有那么明显。
增加地级市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刘国顺介绍，通过对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均公用经费的增加会促使农村家庭增加校外班的参与率和支出，而对城市学校的影响是标准的“U”型。其中，生均公用经费的增加只对地级市学校校外班的支出有“替代”作用。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县(县级市)增加校外班的支出。考虑到城市地区的学校分布事实上以地级市为主，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会增加，这应该是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整体减少。因此，平衡城市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增加地级市教育投入，更有利于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减缓城市人力资本投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在提高校外教育参与率和支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旨在弥补差异，后者旨在培养优秀。这说明国家在农村教育领域积累了太多的欠账。现在虽然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教育的投入，但是增加的力度和积累远远不能弥补城乡教育资源的固有差距。
贾和刘国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事实上，教育投资的全面扩张政策并不一定都能促进社会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代际传递的U型趋势不仅在现阶段存在，在历史上也有。
因此，贾楠和刘国顺的研究给出了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义务教育经费“三增”政策措施对不同地区家庭校外教育的影响不同。在投资高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家庭间教育支出的竞争会加强。对此，贾楠解释说，对于教育资源已经集中的地区，如果一些已经处于较高阶层的家庭想要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只能让孩子接受更多的精英教育，而现有的公共教育资源无法满足需求。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走向更高的阶层。
其次，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相差不大的同一地区，加强学校间的教师流动，避免教师高低职称的集聚，也有助于减少家庭在校外教育中的竞争。虽然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就是现在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各地差异比较大，导致大家追求好的教育资源；想得更好，就想得更好。”贾楠说。
因此，他们的第三个建议是，在“地方办学为主”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国家应进一步推进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资本的区域固化，缩小家庭通过校外教育代际传递优势资源形成的教育差距，实现教育结果公平。
